現實中博弈

中外大學的內部組織構架和治理上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差異。這就意味著，出國培訓既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比較、反思的過程，更是一個有選擇地消化、吸收和借鑒、提高的過程。而把國外的先進理念創造性地用于實際工作，需要校長們具有在現實中博弈的智慧。

中外高校差異首先表現在頂層結構。國外大學大都是董事會領導下校長負責制，而我國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在美國，由捐資方、家長、學生等多種成分組成的校董會，更多從國家社會角度看待這個學校，校長對內部管理權限比較大，可以解聘院長、解聘教授。中國大學校長就不可以這么做。

此外，國外大學能推行教授治校，是因為大學是單純的學術機構。而中國大學無一例外具有很多學術之外的社會功能，例如后勤、離退休、居委會等工作，如果教授治校，那將不堪重負。“我今天就特別擔心學校的居委會，因為他們正在進行家屬區的違章建筑拆遷。”胡海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美國校長肯定不用操心這樣的事情。”

讓人欣喜的是，近年來大學校長們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和各高校實際情況，在學習、借鑒國外好的辦學經驗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努力形成具有我國特點的辦學方法和經驗，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高校特點的發展道路。

北京大學、北京理工大學、東北大學、蘭州大學等高校，這幾年都做了很多改革和創新，強化教授的地位，明確后勤服務于教學，成立學術委員會，讓教授有更多發言權。在北理工，學部委員會完全由教授經選舉組成，校院領導不能參與，學術標準的制定、教授的評聘、博導的評聘、學位的授予等，都由教授投票決定。“學部主任、副主任沒有任何行政職級，讓學術權力真正回歸教授群體。”胡海巖說，“這和美國頂級大學的思想、做法是一致的，治理權力、學術權力分別由不同人來行使。”

當然，現實中更多的是一些讓校長們頭疼，又暫時無法改變的局面。比如在美歐發達國家，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需要經過激烈競爭才能進入大學任教師，經過5年以上的拼搏才能取得終身教職成為副教授，再經過5年至10年的工作積累才有可能成為教授。而在我國，獲得博士學位就不難直接進入大學成為事實上的終身教師，影響了高校師資隊伍整體質量的提高。

為此，很多校長呼吁：我國應當改革教授聘任制度，變國家的評審為各校的聘任。國家只規定教授的最低的“門檻”，在此基礎上，各校的標準不應當一致，要改教授的“全國糧票”為“學校糧票”。

李兵表示，2012年將繼續開展“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并要想方設法不斷地提高培訓質量。而不斷放眼看世界的大學校長們，正一邊學習、思考著，一邊在實踐中進行著探索性變革與博弈，等待著時間給中國高等教育一個答案。(記者 羅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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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

“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是由財政部支持、教育部與國家外國專家局共同組織、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基金會與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負責具體承辦的全額資助項目。培訓對象為教育部直屬高校、其他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地區“211工程”建設的地方高校和實行省部共建的地方高校的校領導。9年時間中，培訓團成員遠赴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一流大學進行培訓，去過的院校包括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皇后大學、悉尼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