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名校“母體光環”不利招生，無形資產難以評估影響“分家”

繪圖：陳健珊

當自授學位的浪潮涌起，學界有觀點認為，“獨立”是大勢所趨。

被納入行政排名，卻沒能與公辦學校享有國家財政撥款的同等待遇;校管理方作為具體辦學實施者，在重大決策上卻難有話語權。種種無奈“逼迫”獨立學院試圖選擇“獨立”為解脫之道。

然而，誰不曾目睹率先揚起“獨立”之帆的勇士險些被無情巨浪吞噬的慘烈?以河南鄭州大學升達學院為例，它早早脫離母體學校，自立門戶，然而“光環”褪去后，知名度下跌、師資匱乏、招生困難……誰不害怕開啟可怕的“厄運魔咒”?

可以預見，倘若真的脫離母體學校，獨立學院必將經歷一個“陣痛期”。

可是，“獨立學院就像是公辦母體高校和投資方的孩子，孩子長大了總該獨立，難道要一直當‘啃老族’嗎?”一位長期從事獨立學院研究的專家如是說。

盡管如此，記者在走訪多家獨立學院時，校管理者或曰學校羽翼尚未豐滿，或指出獨立后資產分割等難題，均表示尚未準備好脫離母體學校。而獨立學院投資方和舉辦方的態度同樣尚不明確。

偏離“航道” 獨立學院難逃行政化“命運”

“公辦學校日趨行政化，辦事程序繁瑣，人員臃腫，體制創新艱難。民辦學校社會認知度低、政府支持力度小。” 中大南方學院黨委書記陳騰華指出公辦、民辦學校各有不足，而獨立學院創辦的初衷，就是想繼承公辦學校的師資優勢，同時吸收民營資本，避開公辦大學行政化管理的劣勢，走俗稱“公私合營”的道路。

可是，現實卻偏離了初衷。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大多獨立學院，不可避免地“被感染”教育行政化的通病，行政人員安排、校機構設置往往要服從政府部門的規定，和公辦大學保持一致。堅守辦學的獨立自主權變得越來越難。

說到這個，陳騰華一臉無奈。比如，輔導員要求1∶200的師生人數配制，政府部門要求學校建立的黨務宣傳部、統戰部、武裝部等，均有最少人數要求。

“在國家沒有撥款補貼的情況下，獨立學院完全依靠高收費得以維持學校的運轉。有的公辦學校招收一名學生享有2萬元國家財政補貼，可南方學院每年的學費僅有1.8萬元。每個學生都是我們的股東，怎么能亂花他們的錢?”陳騰華呼吁，相關部門應該多考慮獨立學院及其他民辦高校的具體情況，而不是將其和公辦大學“一刀切”。

除了夾縫中尋出路，別無他法。南方學院領導班子經過反復琢磨，找到既不違反規定又不浪費資源的法子。

“我們的圖書館，建設初期才3個工作人員，現在也就7人，而同類型的某些院校，圖書館規模大約只有我校的一半，工作人員卻有二三十人。”陳騰華笑著告訴記者秘訣：原來，南方學院“聰明”地動員學生參與校園管理工作，志愿者隊伍、勤工助學隊伍、學生骨干隊伍，加起來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據陳騰華說，前年學校管招生的老師才一個半(半個是兼職)，但卻有400多名學生志愿者幫忙。

羽翼未豐 多數學院未有單飛計劃

記者近日從教育界人士口中獲悉，華南師范大學增城學院(以下簡稱增城學院)已經在籌備脫離其母體學校華南師范大學的相關事宜，最快可能于今年內轉設為一般的民辦高校。華南師范大學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證實，該校確已同意支持增城學院按照教育部政策申請獨立。

按照某獨立學院負責人說法，目前除增城學院外，廣東省內再沒有第二所獨立學院近期有“獨立”的計劃。

“我一直認為，獨立學院就像是公辦母體高校和投資方的孩子，孩子長大了總該獨立，難道要一直當‘啃老族’嗎?”中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屈瓊斐堅定地表示，獨立是必然趨勢。

教育部早在2008年就發布了《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即教育部第26號令)，給予獨立學院5年的調整與考察驗收期，并規定從2008年秋季入學的學生開始，獨立學院將獨立授予學位證書。屈瓊斐延續她一貫堅持的“爸爸媽媽和孩子”的比喻，認為自授學位意味著獨立學院不僅有了戶口，還長大成人，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證。

可是，從學校管理者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急不得”。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副院長賴志立進一步解釋，廣東省大多數獨立學院的辦學時間短，尚未被社會認可，目前無法擺脫母體學校的影響。因此，他明確表示，脫離母體學校“單飛”，尚未列入該校的議事日程，“我們的羽翼尚未豐滿”。來自母體學校的聲音證實了這一說法，廣州外語外貿大學黨委書記隋廣軍表示：“據我所知，南國商學院目前尚沒有脫離母體學校的打算。”

“一所高校是需要歷史積淀的，其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被社會接受和認可。”在這一點上，賴志立和許多獨立學院負責人的觀點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