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 羅瑞垚）世界銀行一項針對早期兒童發展政策和實施評估的研究發現，中國針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仍有不足，且多數依賴地方財政，從而導致了較大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除此之外，各項政策的監督和達標情況較差，評估體系尚待完善。

這份報告是在10月底由世界銀行高級教育專家公布的。該研究是世界銀行利用SABER評估體系，對各國教育政策進行評估的結果。所謂的SABER體系，是通過收集和分析各國教育、社會保障、兒童保護等各相關系統的政策數據，結合實證調研，對兒童早期發展政策和實施情況所做的評估。評估共涉及政策環境、政策實施、監測與質量保障三個方面。

研究發現，中國為早期兒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具有較為完善的框架體系和明確的發展目標，但部門之間的協調存在問題。世行高級教育專家梁曉燕指出，負責學齡前兒童早教工作的教育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婦聯等三個機構之間，缺乏協調機制，“其實都是各干各的”。且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委員會”形式組成，并沒有實際的執行能力，導致經費支持方面存在著明顯的條塊分割。此外，NGO和政府之間也缺乏協調機制。

而在公共經費投入方面，中國幼兒園的在園人數占了全國在學總人數的13%，卻僅有2%的教育財政投入，59%的早期教育經費均來自家庭和社會；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卻以12%的學生數量，獲得了近22%的教育財政投入。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高級顧問楊一鳴指出，投資學前教育的經濟收益最大，但卻并未得到充分的財政投入。

不同地區和城鄉間差異較大

研究還發現，學前教育的經費投入機制多為項目撥款。這意味著在中國絕大多數地方，對學前兒童的早期發展，并未建立類似義務教育體系的生均撥款機制。梁曉燕說，調研中發現，生均支出是否足夠，往往決定了幼兒園能否聘請合格的教師，而這又會影響教育質量。

此外，財政投入中，又以地方財政占大頭。這導致了學前教育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之間差異較大。據貴州省教育廳學前教育處處長謝旌提供的數據，貴州省在2011年-2015年間，對學前教育的總經費投入為77.18億元，其中，中央投入32.1億元，各級地方財政投入為37.3億元。

而此前世界銀行一項針對北京和昆明兩地幼兒園“學習活動、對孩子的照料情況、語言能力培養和教室空間及設施質量”等四項指標的調研表明，北京幼兒園園生的四項指標評分，均不同程度地高于昆明幼兒園，有三項指標北京幼兒園的得分都達到昆明幼兒園的近2倍或超過2倍，差距最大的評分差距達2.68倍。

梁曉燕說，在調研中發現，優質廉價的幼兒園往往分布在城鎮，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無法入園。她舉例說，作為員工福利而設立的“機關幼兒園”仍然存在，它全部由政府出錢，但是能進去的“既不是窮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沒關系的孩子”；反之，弱勢群體兒童往往只能進入質量較差的私立幼兒園。

對此，謝旌和甘肅省教育廳基礎教育二處處長蘇鋒都呼吁，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對貧困地區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由中央來“兜農村的底”。蘇鋒說，現在往往是中央政府投入一定資金后要求地方配套，但是地方財政“實在是沒有能力”。

謝旌說，貴州省的地方財政，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力度非常大，但因為財力不足又導致了新債務的產生，尤其是縣級財政承受較大的壓力。她指出，由此導致了教師存在巨大缺口等一系列后果：包括公辦教師還差3萬多名，民辦教師差1萬多名；又如在貴州畢節，雖然新建了18個幼兒園，卻因沒有器材而無法開園，從而造成了普惠性資源流失，未立案不合法的“黑幼兒園”則滋生泛濫。

此外，謝旌還指出，部分縣級政府因為債務壓力將公辦幼兒園托管、改制，或熱衷于由政府購買服務。但謝旌認為，這不僅導致了政府職責的缺位，甚至“打著改革的幌子”，使學前教育成了另一個腐敗的“增長點”。

政策評估體系猶待完善

世界銀行的這份研究發現，中國在學前教育政策的檢測和質量保障方面猶待加強。梁曉燕介紹說，目前各省均有三級優質幼兒園評估體系，但是卻缺乏幼兒園的最低質量認證標準。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幼兒園是私立的，卻沒有全國性的強制質量評估系統，很多私立幼兒園并不參與評估，“連最低的標準都無法達到”。

在已有的數據中，貧困地區幼兒園在師生比、教師資格方面的達標情況都比較差，另外，在建筑設施是否符合標準等方面甚至沒有數據。研究建議，應建立和完善政策評估體系，對幼兒園設立最低質量標準。

此外，作為“準公共產品”，外來兒童的學前教育保障也備受關注。上海市教委基礎教育處學前教育干部瞿佳杰提出，要建設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不僅需要教育系統，上海還建立了由人口、計生、公安等部門組成的聯席會議制度，對學前教育的規劃、財政投入、項目建設等進行整體決策，并開展相應的績效評估。

據他介紹，目前上海在園的50多萬兒童中，非本地戶籍兒童占了43%。因此上海創設了搖號、積分進入有余量的公辦幼兒園、民辦三級幼兒園等多種機制，降低流動兒童的入園成本。